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由于中央机关屡次遭到破坏，许多珍贵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。中央到达陕北时，只剩下经过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，遗憾的是，中共"一大"的有关材料已在战火中遗失。进入延安后，环境相对稳定，为了进一步凝聚全党，1938年春，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活动，并将"一大"召开之日定为党的诞生日。
当时在延安参加过"一大"的代表只有毛泽东、董必武二人，其他代表除已死的四人外，张国焘已叛逃到武汉，陈潭秋远在苏联，李达在国统区教书，陈公博、周佛海等人在国民党任高官，均无法向他们征询。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，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，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，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。
1938年5月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:"7月1日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。"其中用"纪念日"一词，应该说是比较慎重的。1941年庆祝建党二十周年时，一些宣传材料都把"纪念日"当成了"诞生日"。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，一直到1980年,国内的书籍中讲到"一大"召开时间，都写成了1921年7月1日。
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，也曾做过"一大"的考察工作。为此，他专门成立了工作组，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，并找到了当年布置会场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。但她们只确认了"一大"的会址，对"一大"召开的具体时间未能讲清。50年代，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、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，"一大"于暑假期间召开，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，只有放假才能脱身，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一些同志，开始考证中共"一大"召开的具体情况。他们查阅了包括大会代表及其家属的回忆，大致肯定了"一大"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7月下旬。在前苏联于1957年移交来的历史档案中，有两份重要材料说会议于7月23日召开：一是"一大"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《回忆党的一大》，二是1921年秋天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。
由于陈潭秋和国际代表都与"一大"有直接关系，说法非常可信，但需要得到国内资料的佐证。这两份重要的资料，都称会议上海开了八天。第八天晚上，由于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过，会议被迫终止，代表们决定次日将会场转移至嘉兴南湖。第二天凌晨，陈公博的住处隔壁发生了一起枪案，再次惊动了警方。因为接连受到惊吓，陈公博没有前往嘉兴参会。尽管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，还当了汉奸，但是他们的回忆录中有些细节还具有参考价值。
据陈公博的回忆称："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，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，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……那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，凶手早已逃走。"周佛海回忆中也说："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，住大东旅社……哪知他隔壁的房中，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，开了两枪，打死了一个女人，公博夫妇，真是吓得魂不附体。"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，也证明确有此事。所以，能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案发时间，便能够推算出"一大"召开的具体时间。
得知这一线索，邵维正立即意识到这种事件在旧上海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，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，很快便在《申报》上查出"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，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"的记载。据报上介绍，被害女子名叫孔阿琴，起因并不是什么"奸杀"，而是带有"情杀"性质。原来这个孔阿琴与一个"西崽"(即洋老板的跟班)私奔，因感到没有出路，便决定双双殉情。男人和她住进旅馆后，在凌晨开枪打死了孔阿琴，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，于是离房逃走。经核实，此事发生的时间，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。
从"情杀案"时间前推8天，恰好是7月23日。由此可见，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"一大"召开日期是正确的。这一考证成果上报中央后，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。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，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》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。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，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是确定7月1日为"纪念日"，中央决定不予改变，规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为建党"纪念日"。
